hannah+egg

鄧文彬：〈中國古代語音研究的興起與反切法和四聲說的產生〉，《西南民族大學學報．人文社科版》，25:1，2004.1，頁262-266。



本文是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系列論文之一，主要介紹中國古代的語音研究如何興起，及反切的發明和四聲的發現，並論證反切與四聲對中國音韻學的重大影響。



西漢以前，中國未有專門對語音方面的研究，人們對語音的注意，是從注音方法的改變開始的。漢末反切的發明，帶領了語音研究正式興起，至於反切是如何產生，歷史上有三種說法：一、起源於西漢末年，如《顏氏家訓．音辭篇》之論。二、認為「反切之學，自西域入於中國，至齊梁間盛行」，陳振孫、姚鼐支持此說。三、反切不但不出於西域，而且也不出自漢末，早在周秦時代就已有了，持這觀點者以顧炎武、俞正燮為代表。總之，目前一般相信，反切最早產生於漢末，盛行於魏以後，是中國歷史上使用最久的注音法。



聲調，是漢藏語系語言特點之一，也稱字調，主要由一個音節內部的音高變化構成。古代對漢語聲調是有所覺察的，否則在譬況用語中，不會有長言、短言、急言、緩言之分。但四聲為何直至齊梁間才被發現？有人認為與當時佛教盛行「轉讀」佛經有關。至於四聲之前的「五音」或「五聲」與四聲的分別為何？歷來都沒搞清楚，意見分歧很大，主要有兩種觀點：



一、「五音」就是「四聲」，代表人物是北齊李季節。

二、「五音」是五個聲調，代表人物乃近代王國維。



作者認為，「五音」應為「五個聲調」，因為在漢末之前的上古語音中，可能本來就有五個聲調，如《禮記》中以「君臣民事物」來代表五聲，而沈約也有類似說法。作者最後結云，「四聲」和「五聲」都是特定時期漢語聲調的歸納和反映，「五聲」系統是「上古聲調」，而「四聲」則代表了「中古聲調」。

李開：〈論江永的審音方法及其在古韻分部中的應用〉，《語言文字學》，2004第五期。



江永(1681-1762)的音韻學「三書」：研究古韻分部的《古韻標準》，研究今音學兼及上古音的《四聲切韻表》，研究等韻學的《音學辨微》等，是乾隆年間音韻學名著。三書共同之處，是用等韻學的方法審析音理。



李開首先討論「『某韻半』分屬歸部中的審音」問題，並舉出相當多例證。李開論云，以江氏與顧炎武比較，顧氏《唐韻正》是經驗材料的個別存在形態，而江氏《古韻標準》以審音輔助考古而得的經驗材料，審音本身的個別性特徵仍很強，而在《四聲切韻表》中，則已由個別上升到一般音理，又由一般統領個別（79韻字）。故以江永之棋高一著，批評顧氏「考古之功多，審音之功淺」，乃事理之必然。「某韻半」旨在由中古音經審音求證上古音，這正是《四聲切韻表》最重要價值所在。並因此衍生出四個問題：一、平上去入四聲調相承；二、入聲韻是否與陰聲韻和陽聲韻相承？三、入聲韻是否獨立？四、有沒有形成陰陽入三分相配？以上，一至三都是肯定的，而第四點則是「沒有」。



其次，李開論及「《四聲切韻表》經審音可擬得的古韻部」，在整個《四聲切韻表》內，「非某韻半」和「某韻半」是一對的，如果將「某韻半」放入相應的韻部，而將「非某韻半」看作單獨的韻部，則得到該表純粹經審音而得的古韻分部表，並可將它與《古韻標準》主要由歸納《毛詩》韻字而得之古韻分部表作對照。但由於《四聲切韻表》完全按《廣韻》韻目的順序排列，並沒有很明顯的界線區分古韻分部，故只能按韻目相近，開合等呼近同，而已標出「某韻半」的，就意味著分古韻為該部和他部、相承入聲的異同，以此作擬分部。李開並有實例說明。



最後，論及「審音及古韻系統」，李開云，學術界未有從《四聲切韻表》審察江永古韻分部的，而《古韻標準》平聲（賅上去）分十三部和入聲分八部是明載的。從上文對《四聲切韻表》的擬分來看，也能得出平聲（賅上去）十三部，因為從對《廣韻》的審音出發，得出開、合、等呼的分析，故此「擬十三部」比《古韻標準》明載的十三部要細密得多。



然江永的理論本身亦有所缺乏，李開總結為三點：一、缺少「以入聲為樞紐」的理論；二、須以「入聲為樞紐」來系聯、綜合成「陰陽入」系統；三、要能承認在這綜合性的系統中，能形成內部音轉關係。

張民權：〈符山堂刻本《音學五書》版本問題考釋〉，《文獻季刊》，2004.10第四期，頁161-168。



今傳符山堂本《音學五書》(以下簡稱《五書》)很多，引起此現象的原因乃本文作者所欲探究。首先，作者以符山堂本《五書》版本特點及其差異切入，直言符山堂本是傳世《五書》中的最早刻本，其餘本子皆為此之翻印本。另外，書中「校」字缺筆，乃避明熹宗朱由校諱，是辨別《五書》是否為符山堂本的重要依據。



作者曾走訪上海、南京、北京等地圖書館，所見符山堂本《五書》不下二十種，並發現在版本裝幀上多有差異，主要表現於以下四點：



一、《五書》冊數不一，或十六冊裝訂，或十二冊、十冊、八冊，且紙型大小有異。



二、書中顧氏三篇序言(自序、後序一、後序二)及所附《答李子德書》的次序位置不一，或在書前，或在書後。



三、徐家三兄弟(乾學、元文、秉義)曾寫過一篇《徵書啟》，為其舅父之書堂廣徵天下遺書，而在各種符山堂本《五書》中或有或無。



四、有的本子扉頁上並未標明「符山堂藏本」版權字樣。



以上差異，必有其因，於是作者特就「《五書》的著述及刊刻經過」深入考查，可惜《五書》自康熙六年(1667)開雕，至十二年大致完畢後，顧炎武又有若干修改，不得不經常改刻。而顧氏於康熙二十年病逝山西時，《五書》修改未竟。



除了顧氏數度修稿，《五書》刻板的流傳情形亦加重版本差異，簡言之，《五書》刻成後，至少經歷張弨、揚州坊間和李光地三家不同時間的多次印刷出版，而所有裝幀上的歧異均由此生。



本文並附有徐氏兄弟《徵書啟》原文及考証文字，以資讀者參考。(完)

期中考以前，閱讀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有種味如嚼蠟之感，考前幾天，更是不知道在嚼什麼。考完試以後，在沒有壓力的情形下把書本沒讀到的部分拿來「閒閱」，竟覺有趣。對於讀書，自知這是不好的態度，其實書中耐人尋味處一直都在那裡，讀書之人往往因為附加的功利價值而忽略了。尤其以一個學姊的身份與大學部學弟妹同堂，總有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過去讀書盲點的感覺。常聽有人嚷嚷聲韻學多麼難多麼討厭，我想那些人也是把考試當成唸書的唯一了。自己走來曾經如此，也見學弟妹如此，去年實習中所見學生們亦如此。只嘆中國文學在今日社會之式微，是否僅僅因為學子們對中文的接觸不夠所致？



讀到苦書的時候，人往往會質疑「讀這個做什麼，又不能當飯吃」，讀得多了、深了，才能瞭解基礎與連結的重要。以前上英文課時，老師上字首字根字尾是用「格林法則」，我先知道格林法則可以用來背單字，可以用同組字母互換推論單字的原始義與延伸義（有點類似中文的假借），我當時覺得麻煩，單字直接背就好了，何必這樣東推西推，況且自己推想的答案不見得正確。後來學了聲韻，才知格林法則是語音鏈移的現象之一。隔了那麼久，才把理論與實際合成一塊；而且還是英文老師與中文老師幫我組合成的，這不是很令人興奮嗎，學習，似乎也湊合了許多偶然。而過去不懂其重要性的東西如今變得重要了，更有種拾得的興味，以前覺得苦的書，慢慢甜了起來。



上次與王老師聊到外語能力與研究語言學之間的相關性，我認為外語能力很重要的原因並不單純是因為能讀懂原文書，而是因為自己能夠慢慢喜歡語言學，有一半是因為以前學英、日文時的基礎，給予我某種支撐的力量。



終於，我們的課程正式進入中國音韻學，只能說現在正是「背」啊！正是「背書第一」的時候啊！為自己加油！也為老師加油！

在學習聲韻學的初期，語言學是必要的基礎，可是在過去略覽聲韻學書籍的過程中，總認為語概在聲韻學課程中所佔的比率要少些。「少些」二字，是針對本學期老師所給予的課程內容所下的字眼。簡言之，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接觸到中國聲韻學的內部，令我有點訝異。或許課程少是一個原因，我過去的學校規定聲韻學一學期是三學分，高師僅有二學分。另一個原因或許是老師要凸顯「聲韻學」的價值，不只是為了要了解古書而已，所以加入了許多比較新的概念。但是對我來說，畢竟這是門未曾修習過的學門（因不是國文系），雖對課程有點疑問，但目前還覺得滿有趣。我想，讓台下學生愛上聲韻，是老師的「陰謀」之一。



最近上課提到「方言」的問題，使我想到一個僑生的故事。有一個香港學生來台唸書，他很喜歡吃香蕉，可是他每次買香蕉一定會氣呼呼的回宿舍，並跟同學抱怨台灣人賣水果真吝嗇，為什麼都只肯賣一根給他。他的台灣同學覺得奇怪，就問他是怎麼跟老闆講，他說：「老闆，我要買一『斤』香蕉」老闆說：「你怎麼那麼奇怪，哪有人買一『根』香蕉！」說完就折了一根給他。聽到這裡，那位台灣同學終於了解癥結所在，原來，僑生把「一斤」唸成「一根」，老闆怎麼跟他溝通，永遠都是「一根」啊！在粵語中，「斤根同音」，僑生在使用不熟悉的國語時，當然會很自然的推理「國語也是斤根同音」，所以才買不到夢寐以求的「一斤」香蕉。



想到這個故事，繼續思考，聲韻學的道理其實就跟數學一樣，每天使用在生活中，可是學的人卻往往不能感受到樂趣。很多國外學者寫了類似「數學之美」這樣的書，用來引誘一般人進入數學世界。怎麼沒有人寫「中國聲韻學之美」來收異曲同工之妙？聲韻學與美學能不能結合呢？能不能跳脫學術範圍，單純審視其「簡單」、「當下」、「藝術」之美？到目前，根據我所學所見，認為，在聲韻學領域中，「佛陀拈花微笑」的開示者都不曉得在哪裡了，更何況是「會心而笑的摩訶迦葉」。當然，如果老師都可以扮演佛陀的角色，台下的學生必然人人都是摩訶迦葉，摩訶迦葉絕對不會只有一人！



說了那麼多，我的期待很簡單，能夠繼續喜愛聲韻學，就夠了。



2004/11/11

雖是研究生，卻從未修過「語言學概論」與「聲韻學」。常有人問我是怎麼應付研究所入學考試，除了運氣好，想不到什麼可以回答。把從來沒有真正理解過的，自修死背下來的東西，拿到考場中胡亂拼湊剪貼還能拿到分數，難道不是運氣？



開始浸泡在國學領域後，才比較實際體會「小學」對研究經典的重要性，當遇上存疑的資料時，與其空泛地尋找二手資料，不如自己有洞悉真相的能力。當然國學不是科學，文本還是研究佐證的最大依據，可是日漸融入科學材料的文字學、聲韻學如果能成為自己唾手可得的工具，想必在研讀古籍的過程中，更能得心應手。



對於聲韻學這門課，打從入學開始，我便投以戒慎恐懼的態度，本想全心投入，囿於碩班課程繁瑣無垠，最後只好眾「科」平等，難以給予特別關注了，一憾。



上課至今，老師講課輕鬆有趣，回家要閱讀的資料便沒那麼輕鬆。老師一直強調學習聲韻學不要有壓力，可是我覺得壓力才是動力，各人價值觀不同吧，有些人一放鬆就很難重新振作，恐怕我就是這樣。



初次修習老師的課，特別在意老師上課方式。就教學而言，老師應當是扮演提供「鷹架」的角色，協助學生「建構」知識，鷹架與建構方式都可以隨時變通，這是很基礎的教育理論。可是我覺得，老師在課堂上花了太多時間「確定同學沒有忘記過去所學」，這是一個檢查鷹架的動作，不是一個實際的建構過程，對於新來乍到的我，完全沒有意義。滿心期待老師可以重新強調過去所講述過的重點，提綱挈領即可，所花的時間，應該與「檢查鷹架」差不了多少時間。相信不只是我，大學部的學弟妹們一定也會受益良多。



最喜歡老師不落俗套的舉例說明，以及時常提供好書資訊。我在極度沈迷的情況下讀完《達文西密碼》，期盼往後研讀聲韻學的過程中，也能獲得同樣的悸動。



(寫於2004/10/14)